原创罗红霉素和夏冰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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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样理解低欲望的生活方式?
我认为,欲望本质上是外界和他人强加给你的属性,低欲望是一种低的生理物质方面的欲望,去除被资本刺激出来的却对个体本身无意的欲望。我的低欲望恰恰是追寻自己生命本身的样子、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。人不可能没有欲望,只是我追求的欲望和社会赋予的欲望不同而已,我追寻的恰恰是精神高欲望。
现在,我居住在浙江西部森林的村屋里,不买房、不买车、不应酬、不熬夜、不加班、不饮酒、不放纵饮食(从来不碰垃圾食品;限制糖的摄入)、不买奢侈品;除了基本的买菜买水果开销、偶尔进镇里买菜的公交费用,基本上没有其它消费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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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原因促使我转向低欲望的生活?
和很多年轻人一样,在这个社会框架下,我成了螺丝钉,一眼望到了命运的深渊。
硕士毕业两年,辞职了两次。
在香港那年做英文记者,挤在19平米的公寓里,工资的60%以上进入了房东的口袋、40%用来勉强支撑食物生活用品上班通勤开销,最后月底什么都没剩下。很多人都经历过在城市挤地铁的日子,在昏暗的地下通道,人挤人,每个人脸上都面无表情、疲惫不堪,在轰鸣声中从城市的一边到另一边。我看着他们,觉得有些人活着,他们已经死了,而我也即将死去。
在浙江工作期间,每天像个机器一样打卡,一个人被当做多个劳动力使用,没有人尊重个人时间。一半时间都耗费在处理琐碎的流程,机械化的重复工作,和非相关专业却指手画脚的人作无谓的争执,还要隐藏自己的真性情。
我牺牲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,牺牲了属于自己的时间(睡眠、健身、阅读、弹琴、爬山、思考沉淀的时间),严重损耗了生理健康(睡眠不足引起的身体不适、呼吸雾霾导致鼻炎咽喉炎反复发作)和精神健康,最后一遍遍钻入蜂窝般的写字楼阴暗角落里。
有一天,我在填写冗杂的工作表格的时候,突然从屏幕中隐约看见了未来的自己:60岁还未退休,在大城市有着一套可有可无的房子,一身伤病,错过了去看世界的年龄,错过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。我突然发现,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,换来的又是这些可有可无的、最后留不下带不走的东西,又是何苦呢?我又看见了从前庄园里的黑奴,我们不过是从棉花农场搬到了大厦里罢了,黑奴甚至还曾拥有过阳光,我却什么都没有。
我们普遍认为奴隶制已经消亡,而实际上它只是适应了新经济时代换了个皮囊继续存在,甚至比以往的形式更精明隐蔽。社会学著作《用后即弃的人》写道,奴隶制在现代社会中进化出适应能力,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里生存下来,像是病毒,虽然是最古老的生命形态,但哪怕是装备了最先进医学科技手段的现代人也不能将它根绝。
现代奴役比古老的模式更加暴利。不同于旧制,新制无法合法拥有被奴役者的人身所有权,以往购买奴隶要前期一次性大笔资金投入,一生都对他们负责,奴隶生老病死意味着庄园主的资产缩水;而现在更方便了,用废了直接丢掉,把他们的体力榨取完后,再把治疗病痛的成本直接丢给脆弱的公共服务体系和个体家庭。
最可悲的是,现代社会的多数工作本来就不应该存在。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DavidGraeber研究发现,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的工作本身没有意义,无意有害的工作占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。狗屁工作到处都是,还在不断膨胀。人类无休止的工作不仅没有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,而且折磨着人的心灵。
凯恩斯预言21世纪初机器会取代人的工作,人从此解放,现实却完全相反。人们越来越忙,越来越无法掌控时间,陷入更深的奴役。
做螺丝钉的过程中,我不仅经历了劳动异化,还经历了人性异化。
首先,压抑自己的特长是让人抑郁的。我大学期间拿过许多英语演讲和辩论的奖项,但是英语演讲在工作中使用的次数并不多。在传统新闻机构工作的时候,获得非常有限的上镜机会。除非很有背景,对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来说,熬到中年才有机会成为编辑或新闻主播。在教育集团工作的时候,成天沉浸在繁琐行政流程中,有一次老板在会议上介绍夸奖我:“有你这样英语演讲水平的人,在全国也找不到几个。怎么样让你在这里发挥出来呢?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”这句话提醒了我,没多久我就辞职了,因为在企业中,我的价值没有如我的预期那样发挥出来。
而且,压抑自己的理想是痛苦的。我一直希望记录更多普通人的声音,然而在老牌的英文媒体,做得最多的也不过是成为金融资本的传声筒、权力的附属品。企业的宣传工作比新闻机构更僵化枯燥,与尽量呈现多面信息的新闻采写截然不同,企业公关有时候采取激进博眼球法,片面呈现事实或编造不存在的事。
在重复性的机械工作上投入太多时间,人越来越愚钝,精气神就像垃圾桶里的果皮在腐烂。整天待在办公室里,处理无穷无尽的枯燥繁琐的填表和流程,我这么一个喜欢